在看守所的第三天，律师告诉我，警察在我办公室搜出了“详细”的毒品交易记录，上面全是我的签名。

毛律师是周衍找的，刚见面时他的自我介绍华丽又庄重，嘴皮子功夫也厉害，想必是花了周衍不少钱。

他说：“如果警方这边证据确凿，你可能面临的是十五年以上的刑期。幸好除了签名，没有任何能证明你直接贩毒的内容，毛巾厂的监控早就坏了，这段时间一直以来都只是装饰。”

我回忆起这一个月来的种种异常：神秘的夜间运输、不符的账目、张婶的警告……我早该察觉不对劲，却因为对人性的无知和侥幸的心理选择了相信褚建明和褚越峰。

我告诉律师先前王德发化工厂会计账本中的“设备维护费”应该是行贿资金，说不定能从中找到证据。

毛律师说这些周衍早就告诉他了，那本账本也早已提供给了警方。

也是，周衍心思缜密，考虑得总是比我周到。

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问毛律师周衍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能来看我。当然后半句话我没问出口，倒显得我像是等大人来接的小孩儿。

毛律师只是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周衍的行踪。我本想让他给周衍打个电话，但是电话接通后一直是无人接听，也就只好作罢。

想必他正忙着如何为我洗清冤屈，不知不觉间我才意识到，我对周衍的信任已经超越了本能。如果说是一开始进来这里，我还担心自己要给那俩人背锅，这几天下来我已经不紧张了。

毛律师的到来给我注入了强心剂，或者说只要知道周衍在背后帮我，我坚信自己一定能出去。

第七天清晨，狱警突然通知我有人探视。

进入会面室里，里面坐着一位市局的警官，而不是我期待的人。对方开门见山地问我：“褚星，你认识张桂兰吗？”

我点头：“认识，张婶是我邻居，她也在毛巾厂工作。”

警官推过来一个很旧的智能手机，我曾见过大毛用这个手机玩连连看，被张婶逮到后揍了一顿，非必要张婶是不让动这个手机的。

手机播放的是一段视频，画面中，张婶躲在某个角落，用颤抖的声音记录下村支书褚越峰和老李指挥工人搬运毒品的全过程。视频最后，她说："如果我有不测，那就是褚建明和褚越峰干的。"

我心里一颤，万万没想到张婶敢这么做。

“她人呢